目前，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究其本质，是某些发达国家要阻止中国在应用技术上迈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清晰而正确的战略思维。中国的应用技术现在能够做到“4—7”的水平，从战略角度来看，就没有理由做不到“8—10”。因为哪怕是“10”，也是人类已经做出来的东西，可行性已经被验证，济宁APP软件开发公司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久久为功，假以时日是一定会成功的。

要解决被“卡脖子”的问题

“卡脖子”问题所涉及的是现有技术领域，而不涉及“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从0到1”的突破产生的是世界上原来没有的新技术，如果有能力做“从0到1”的突破，这是其他国家不可能限制去做的事情，因为产生的新技术本来就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别人本来都不知道这个新技术是什么，自然也没有人有能力去“卡”。

“卡脖子”问题与纯基础研究系统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系统的实力确实有待提高，但它不能稀里糊涂地为应用技术系统中的“卡脖子”问题来背锅，因为哪怕这些核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不是中国人发现的，由于这些基础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共享的国际公共品，我们也是知道的。被“卡”的“卡点”不在基础科学理论的层面。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隐性技术知识积累不足，而这些隐性技术知识的总和构成了一个高科技企业或发达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根治“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在这些核心技术领域的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上下功夫。然而，目前中国还十分缺乏这种有针对性的旨在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专门努力。为此，需要设计并执行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为进一步改进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除了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要做好至少3个方面的工作：

1.保持人口与市场规模优势；

2.改善纯基础研究水平，提高“科学人口”规模；

3.通过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来提升应用技术水平。

改革开放是战略大前提，人口因素影响的远不只是应用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与人口的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的人口趋势问题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不做过多的论述。但需要明确的是，有关部门应考虑采取包括全面升级“软基建”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尽快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从而减缓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速度。这里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讨论另外的2个方面，即如何提升“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规模，以及如何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

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于提高“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规模，还是就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而言，都存在许多需要尽快解决类似于“眼镜蛇效应”的激励扭曲问题。

提升“科技人口”规模需要克服的激励扭曲问题

提高纯基础研究水平和扩大“科学人口”的规模，是增强中国产生“从0到1”的技术突破的能力的有效渠道。一个国家“科学人口”的规模对这个国家的纯基础研究水平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应用技术系统而言，“技术人口”的规模同样至关重要。“技术人口”是一个与“科学人口”类似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既有能力又有兴趣去从事应用技术方面工作的人群。“技术人口”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工程学思维方式和动手能力这2种能力的叠加。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良好的工程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那么这个人就是相当完美的技术类全才。在这2种能力中比较偏向于工程思维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工程师；比较偏向于动手能力的人，可以成为优秀的技师。这2种人都属于“技术人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2种能力不能偏废——毫无动手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称职的工程师，济宁APP软件开发公司完全不具备工程思维能力的人也无法成为优秀的技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不但缺少“科学人口”，真正的“技术人口”也是十分匮乏。

正如“科学人口”对纯基础研究是充满热爱的，在技术上一旦钻研进去，“技术人口”也会对他们擅长和专注的领域产生兴趣和热爱。在工作时进入“心流状态”（flow state），完全沉浸其中，让从事技术工作变成令人满足而愉悦的事情。对技术方面的工作既有能力又有兴趣，且热爱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的人，通常内心充满了安宁而绵绵不断的愉悦，使人能专心致志、精益求精，这就是“工匠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工匠精神”，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弘扬“工匠精神”的要求。对技术充满兴趣和热爱的“技术人口”是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主体。

可以把“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总和称为“科技人口”。要提高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扩大“科技人口”的规模是一大关键。而要扩大“科技人口”的规模，教育系统是根本。特别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基础教育，对于培养“科技人口”需要具备的能力和兴趣至关重要。如果错过了6—15岁这个学习的黄金年龄阶段，而只是寄希望于靠大专院校来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其实类似于把从小没有受过体育训练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人直接送进国家队，希望几年后他们就可以拿奥运奖牌，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显然是很难成功的。

从激励机制来看，现在的教育系统基本上没有把培养“科技人口”作为明确的目标。从小学到中学的基础教育，培养的是那些只会记住被灌输的知识并能解题和应付考试的人，也就是ChatGPT等AI技术将最先淘汰的那批人。如果希望在中国的下一代中涌现出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那么需要尽快解决教育系统中的激励扭曲问题。最起码要让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目标，要从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通过自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要把对这些能力的检验纳入升学评价体系。

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对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热爱。“科技人口”对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是充满着兴趣和热爱的——浓缩为一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有伟大成就者，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技术上的，文学抑或艺术，都源自心中有爱。而中国的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利于呵护这种爱。中国的小朋友，还没有进入小学就背负起了应试教育下的繁重学业。中国的基础教育系统呈现出从小就“卷”的趋势，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利于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许多孩子到了接近成年的时候，只剩下一颗静不下来的浮躁的心，无法体验科学上的潜心研究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所能带来的“法喜充满”。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教育系统是很难造就大师的，而“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就十分清楚了。

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每年为社会产生的“科技人口”数量偏低。除了基础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存在很严重的激励扭曲问题。从每年理工科本科以上毕业生数量来看，中国远超美国，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表面上看，每年都新增很多的“科技人口”。但实际上，这些理工科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不属于真正的“科技人口”，因为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去从事真正的纯基础研究或应用技术工作。“理科科举化，工科理科化”，是中国大学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理科培养的不是热爱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人口”，而是生产学术“八股文”的能手。2023年3月，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企业家联名呼吁，应扭转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理科化”倾向。一些教师更愿在黑板上讲授理论，不愿意或无法指导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大学生实践机会有限，且多停留在参观层面。如果“论文至上、脱离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制造业都可能面临空心化危机，也就更谈不上要提升中国应用技术水平了。中国的理工科人才规模看似庞大，但实际上水分很大，产生的质量过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极为有限。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理工科教育对比一下，就更能发现差距和问题。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近年来开始减少文科生数量，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理工科的办学规模。这些国家的理工科大学教育要求较为严格且注重实践，能以良好成绩毕业的本科生，很多都能直接胜任工程师的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还为理工科本科生设立创业课程，以实践型项目教授学生产品创意与设计、风投和金融创新等实用知识。斯坦福大学还开设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本科专业，培养既懂科学和技术又能和市场经济的运作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技术中介部门及其人才群体，正是中国现在所缺乏的。这些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口”的规模和基础本来就比中国好，还在耐心地花大力气来做好本国大学的教育工作，并通过专业的移民政策来吸引全球人才。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美国想方设法打压中国的科技进步、英美等国限制中国留学生就读理工科“敏感专业”的情况下，这些科技强国如此重视进一步扩大其“科技人口”规模，他们的一系列成功经验，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吗？